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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文汇讲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与互鉴”上，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主讲，上篇以《杨成：全球南方多在做这件事，构建本国复兴叙事》刊发，此为下篇。

讲座的圆桌环节，杨成与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该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顾力行（Steve J. Kulich）和巴基斯坦国际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成员纳西姆·汗（Nasim Khan）展开圆桌互动。近180位听众现场参与，上观APP等五个平台直播，1.5万人次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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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部主要论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成为主导范式的“民族－国家”逻辑正在走向终结，而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基于“文化自觉”意识重新书写本国历史，并日益通过民族和国家伟大复兴的类似叙事重构国家认同，文明维度正成为政治、经济之后的一种观察“全球南方”当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新视野，文明互鉴必然会登上21世纪的“全球南方”历史舞台。

上外附中学生有的用同翻，有的不用，双语讲座是他们自我检验

从文明互动到文明互鉴

文明互动是历史常态，但文明互动并不等于文明互鉴。

此前，无论是汤因比还是亨廷顿，都认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远少于国家数量的文明。一旦突破这一思维定势，用“文明－国家”替代“民族－国家”，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各个“文明－国家”必定通过与差异性或大或小的“他者”，在交通、交往、交流等自发互动行为中丰富、完善和提升自己，并因此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自觉与独特身份。

*全球南方不能满足于被动的文明互动

“全球南方”在政治意义上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美西方的主动塑造、印度等南方国家相向而行的结果。

大国战略竞争的持久化、普遍化和常态化，已深深嵌入到国际权力转移、大国关系重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进程中。为了守住念念不忘的“自由国际秩序”，顶住所谓“中国对此秩序的冲击”，美国在构建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西方边缘国家的“大西方”计划未能如愿后，开始谋划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因此试图把“全球南方”单列，通过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单独塑造成几乎与其自冷战期间经常使用的“邪恶轴心”同义的“全球东方”，强行定义新的“三个世界”，借此孤立中国。

2025-08-03，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举办，各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选择 图源新华社

而印度等国更想借船下海，利用美国的“全球南方”议程搭便车，利用中美竞争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量南方国家都不想在主要大国之间选边站，因此类似于历史上的“不结盟运动”，自觉形成一股力量、一波潮流。这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来的国际失序这一核心变量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必须主动构建新的世界规范，参与新的秩序塑造。

*吸收他国长处并反哺他国才是关键

“全球南方”国家虽然普遍反对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但在政体类型、治理结构、资源禀赋、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共同身份的建构面临巨大挑战。依赖历史上常见的被动的文明互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在“文明－国家”的视野进行有意识的文明互鉴。

2025-08-03，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全球文明倡议首次提出 图源新华社

文明互鉴多为出于主观意愿而有意识地学习和借鉴他者文明，是一种更高自觉性的互动。承认和尊重的文明多样性只是最基本的前提，自觉参照、消化、吸收其他“文明－国家”的长处并最终反哺给其他国家才是关键。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文明互鉴在历史上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当时各国之间的通勤便利远不及全球化时代，因此决定了即便有互鉴，也是“互”的成分多，而“鉴”的成分少。文明互鉴强调的是参照者、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重点并非主体性。因此，从被动的文明互动到主动的文明互鉴，是“全球南方”真正崛起的必然选择。

在价值立场上，寻求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的霸权结构，建立一个公正的“后霸权世界秩序”。

在认识论上，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构成，各个文明在世界文明演进变化中发都挥重要作用。

在规范意义上，试图重新阐释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主张世界秩序的规范基础不是也不能由某种强势文明单独界定，而是在各“文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话中加以建构和巩固。

在生成过程上，在文明对话、文明交流、文明竞争甚至是较为极端的文明对抗中因互鉴，各方自觉建立了妥协与协调机制而最终获得被各方均能接受的普遍性。

如何实践文明互鉴？将心比心

如何真正做到文明互鉴呢？费孝通先生提出“将心比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他在93岁高龄时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其核心意思就是，文明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所有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互之间只能比照、借鉴、学习、消化、吸收，最后促成自身的发展壮大。费孝通先生特别强调，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美美与共”的最高境界。

应该说，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将心比心”在本质上就是承认多重主体性和多重普遍性，是对“民族－国家”框架内隐含的默认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精神规制下，我们习惯于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也就是“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而在“将心比心”的逻辑里，仅仅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强调文明是一律平等的。

*将心比心的逻辑：由我内出发到无外境界

庞朴提出“一分为三”看世界，赵汀阳主张“大度”而非“宽容”

读懂世界、读懂地区、读懂国别，往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多认知偏差。这种难以真正走进“他者”，甚至连走近“他者”都难以做到的重要原因，在于普遍存在但又很难自知的“种族中心主义”，或者叫“我族中心主义”。

“将心比心”则不一样，它的逻辑是从“我”、从“内”出发，最终达到“无外”的境界。赵汀阳研究员曾说，中国文明思想方式特别有意思，我们是“大度”而非“宽容”。中国主张的大度是不讨厌他人并因而容易接受他人，而西方青睐的宽容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讨厌他者但强心压制这种讨厌，因而在实际上很难真正接受他人。

“将心比心”对“文明－国家”的文明互鉴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其基本精神在于“化”，并且最重要的是经由“以己化他”达到“化他为己”的终极目标。“将心比心”从来不是单行道，而是双向的、对话的、互鉴的。无论是初始阶段的“以己化他”，还是最终阶段的“化他为己”，“化”的本质都是互鉴。

按照赵汀阳的理解，“化”的底层逻辑是“天下为家而无外”。这种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引申出的世界观表明，既然世界是由无数个最小单元“家”组成的，因此“无外”就意味着只有内部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霍布斯文化中的“自然状态”假定及其必然引发零和博弈就可能被共和博弈所取代。

因为，在此情形下，“与本土不同的他乡只是陌生的、遥远的或疏离的, 但并非对立的、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可以说，在“将心比心”方法的指引下，一旦无外原则变成世界尺度，整个世界自然而然可以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这恰恰会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心比心、无外思想的实践案例

分享几个案例。

历史与田野实践。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马里开展田野调查时独自走向水源时，因屡遭当地向导阻拦而心生不满，直至得知实为防范鳄鱼袭击后方才释然。这一田野调查中发生的误会说明，在缺乏“将心比心”理性认知的情况下，文明互动极易导致误解。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足迹遍及现今44个国家

上合组织20年实践。以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解决边界问题为例，其成功依赖于各方平等、尊重与理解的合作态度。这种机制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动了后续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健发展，并成为中国外交遵循原则。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提出了“撒马尔罕精神”，2025年6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提出了“中国－中亚精神”。

欧盟发展的重要设计师之一的让·莫内认为，“人类本性并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准则和制度并确认其适用性时，他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是文明进程本身的一部分。”

这三种精神之所以能够同频共振，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合作双方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起充分的信任，最终变得“无外”，也因为“无外”而日益大度，因大度而创造更多的合作空间，从信任到更大信任的完美循环。此次峰会签署了80多个合作协议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带一路”的文明逻辑。“一带一路”“五通”中，最重要但也最难做到的就是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的文明维度即民心相通，要求我们超越地缘政治逻辑，真正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贯彻到底。如果不能做到“将心比心”，民心相通只会沦为可望而不及的想象。所以，“一带一路”的底色是地缘文明方案，隐含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思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文化翻译”：是语言翻译，更是文明对话与转换

王铭铭教授及其提出的“文化翻译”

区域国别学承认复杂性、特殊性、地方性，它最重要的逻辑是去中心主义。是建构跨文化理解的知识中介。王铭铭教授曾专门撰文介绍人类学的“文化翻译”（Culture Translation）传统，庞朴研究员多年来围绕“一分为三”撰写了大量著述，知名跨文化交流专家顾力行（S. J. Kulich）教授进一步提示：“文化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更是文明意义上的对话与转换。凡此种种，皆为“将心比心”做了充分的注脚，也使后者理应成为理解文明差异与实现文明互鉴的最重要工具。

在我看来，文明互鉴不是空洞的号召，而是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方法路径。“将心比心”作为其核心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穿透“我族中心主义”、实现多元文明共生的认知框架。未来，唯有建立在平等、理解与尊重基础上的文明对话，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走出冲突循环，迈向共享未来。

整理：李念 金梦